2022年4月23日晚上19:00—21:00，杭州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殷企平老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四方同文”讲堂邀请，于线上腾讯会议平台为大家做了题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吗？”的讲座。疫情令线下的面对面交流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但线上的交流反而使得某种公益性和公共性可以更好地实现，据中国社科大外国语学院书记杨树森统计，当晚讲座的在线参与人数达到了850人左右。
讲座伊始，主持人中国社科院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程巍解释了“四方同文”讲堂设立的学术目的和功能，即搭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同时，他还以诗、画、雕塑等艺术门类的美学原则的不同乃至冲突提示我们进入殷企平教授讲座的方式——既然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尚且存在美学原则的冲突，那么在现实的灾难例如“奥斯维辛”与诗歌之间更有一种伦理原则与美学原则的冲突。
讲座中，殷企平老师从阿多诺1940年代所做的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闻名遐迩的论述作为引言，以西方诗歌和文化的整体危机尤其是二战的浩劫作为反思语境，说明奥斯维辛之后，应该失去权力的是“漂亮的空话和神学的空话”，借用学者宇平在《看世界》所发表的《奥斯维辛之后》所言，殷老师以为“野蛮的不是诗歌，而是灾难文化所孕育的语言”，对此语言与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当是当今诗歌仍在涌现的勇气表达。
在讲座的第一节，殷老师以西方当代诗人的实践为我们回答了“当代诗歌何以立足？”这个问题。从父母均死于集中营的诗人保罗·策兰所言说的“黑暗中的摆渡人” 谈起，殷老师通过回顾古希腊神话中的冥河船夫卡戎（Charon），将“摆渡人”这一意象和概念置入西方文化和诗歌的整体历史讨论中。而借用德文“übersetzer”这一词汇本身就有的“译者”、“摆渡者”等含义，殷老师确立了“摆渡人”成为讨论诗人和译者身份功能的含义。进而借用海德格尔“诗歌是对存在的首次命名”、“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命名史”，殷老师说明了“命名即摆渡”。在各种战争的、疫情的、生态环境的包括语言文字的灾难性环境中，殷老师借用“命名即摆渡”提出一种诗歌的拯救方式，即诗人应该在命名-摆渡变得空前困难的危机中，勇敢地“命名”、“摆渡”和开发新的语言与其他表征系统。以金斯堡的“我们何时才会终止战争”、奥登的“焦虑的时代”、拉金的“更难找到的既真又善的文字的哀叹”，以及现代性、科技的加速度等导致的发展主义恐惑，借用海德格尔的“语言之屋”的凋敝，殷老师还具体阐释了语言摆渡的困难，然而，在奥登意义上的“心灵和语言的沙漠”中，希尼以“Feeling into words”、策兰等诗人以石头和黑色等意象艰辛地传递的新体验仍然给了命名和摆渡以可能，这也使得文学自信和文学语言的绝处逢生得以可能。无论是以文字还是音乐为舟，诗人都将也都应沙漠行舟，突破重围，在困惑中坚守、命名和摆渡。同时殷老师还列举了爱默生、布鲁姆等人的论述说明“诗人的使命是命名新事物、新体验”，诗人的“命名”具有不可摧毁性。
在讲座的第二节“过去未来共斟酌”中，殷老师认为诗歌关乎当下的乐章、远古的回音和未来的召唤，而这也可以被理解为诗歌的摆渡性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诗人通过记忆沟通过去连接未来。以华兹华斯的“水仙花”和拉金对华兹华斯的重述，以拉金以女友为意象的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批判，借助其学生陈敏的质疑，殷老师将拉金解读贝杰曼老街旧巷所闻所见历史化和社会化，建筑的文学文化传统在诗人贝杰曼的笔下得以留存，而通过将日常的琐碎和古老的建筑门槛所留下的磨损的痕迹放入诗中，诗人将人作为存在者放入历史的存在中，并从存在的微小中领悟生命的意义和尊严，对抗残忍和野蛮。殷老师还引述了博尔赫斯、托马斯·哈代、特兰斯特罗姆、沃伦等文学家、诗人作为上述观点的论证材料。讲座在殷老师充满激情和热情的诵读与阐发中结束，让人备感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和一名教师“沙漠行舟”的勇气和修缮“凋敝的语言之屋”、“让诗得以可能”的愿望。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程巍研究员表示，殷老师的引用与讲述让他重新理解了阿多诺这句名言，即如果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和受害者不去言说，那么他们就是在与施害者保持一种共谋关系，而这正是施害者想要的，他们正想抹掉那段历史记忆。所以，程巍认为，我们作为文学从业者，语言从业者，如何恢复语言的本真，撇开共谋关系，成为摆渡人，至关重要。
中国社科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徐德林充分肯定了殷企平教授的讲座。徐老师说，正在遭受疫情的我们，通过殷老师的讲座不仅看到了殷老师渊博的学识，也看到了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殷老师激发我们去思考在灾难时代，知识分子、教育者该如何认识自己的角色，如何发挥自己的社会职责。同时通过总结殷老师讲座的核心内容，徐老师还提出我们如何通过不是一次性动作的重新命名和摆渡，来认识阿多诺所说的教育的功能就是阻止奥斯维辛的再次发生。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梁展表示殷老师的讲座让自己很受启发，他说殷老师用阿多诺的这句名言作为引子，检阅了英语诗人。梁老师还补充了关于阿多诺这句话的几个历史版本和相关理解材料，例如奥斯维辛之后，幸存者对理性的野蛮、对文化批评危机的思考、对形而上学的反思等。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对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是“行使第一次命名的人” 的看法，认为海德格尔正是要批判启蒙理性，抛弃形而上学，反思技术文明物化的结果，回到古希腊，转向诗歌和物的世界，使天地人神共在，破除单纯把物和自然当成对象的人类执念。
留言区的听众也留下了许多问题，主持人程巍挑选了两个代表性问题供殷老师交流回应，其一是为什么现代诗人比古代诗人处境更难，是否跟现代性有关；其二是阅读米勒的《共同体的焚毁》后，有个问题是如何对“共同体”概念进行反思。殷老师从技术与理性，欲望与动机，现代性的多重维度，以及对延异和差异的共同体的反思与批判等方面回答了以上问题。
最后主持人再次以文字工作者如何在文字中生活，如何拯救语言文字，如何成为摆渡人，以“正因为有了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被给予我们”，感谢了殷企平教授，结束了本次讲座，并欢迎大家关注“四方同文”讲堂“文化与社会”系列的其他讲座。
供稿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张锦
